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我国为世界低碳发展提供了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发展智慧宝库中，中国贡献又增加了，国际形象将随之获得大幅提升。

　　势头正在变好

　　1、记者：在很多人为中国经济捏一把汗的情况下，您依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厉以宁：是的。有人问我对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我认为，势头正在变好。我国经济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要听信国外有些人说的“中国经济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

　　经济下滑的趋势，正在破解过程中。我们主动进行体制、管理、科技、营销方面的创新，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发展方式，大力培养新的专业人才、熟练技工，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奏效。这种情况下，这两年经济增长还能拿出7%左右的成绩单，来之不易。经济肯定会逐步地稳定上来。

　　2、记者：您还提到，产业结构和发展理念的转变支撑了您这种判断。

　　厉以宁：首先，是观念在变化。例如，现在谈开放，和20年前一样吗?不一样。20年前谈开放，主要是引进外资，现在则是争取国际上的联系，实现互惠共赢。这样，过剩的产能有去处，合作方也取得发展的机会。谈发展，心态也平和了很多。为什么强调新常态?只要质量有保障，中高速的增长是可行的，远比靠“摊大饼”式的、不计效果的投资的高速增长更为可取。

　　其次，产业结构优化成绩显著。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GDP的50%，这有重大意义的。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般在60%至70%之间，甚至比70%还要高。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转折点。

　　还有，创新的气氛非常浓。几年前，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过一篇不错的文章，指出中国将来的前景不取决于GDP增速，也不取决于GDP规模的大小，而取决于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走上创意、创业、创新之路。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和北京大学学生们成立的咖啡馆，每天都坐满了人，都是附近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的大学生、研究生、年轻科研人员和民营企业家，他们在谈什么?正是创意、创新、创业。和30年前美国的情况一样，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当时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总之，这些可喜的变化，会推动中国经济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工业化尚未完成

　　3、记者：可是，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去年又提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我们还存在一些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问题。

　　厉以宁：我们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工业化并未完成，仍要继续推进。衡量一个大国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什么?通常指高端的制造业，特别是成套装备的制造业，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有些企业界的同志介绍说，在国内企业更换设备的时候，还是主要考虑选购德国、意大利还是美国、日本的产品，而不是考虑选购上海、哈尔滨还是天津、北京的产品。这说明，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制造业大国，还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

　　4、记者：怎样促进工业化的完成?

　　厉以宁：第一点，加快创新。创新才能够支持我们不断地走向高端的制造业，最终走向能够提供成套装备的制造业。

　　第二点，继续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再加上传统服务业，加强对就业的容纳能力。

　　第三点，要大力培养人才，人才要迭代更新。创意、创业、创新，没有一大批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储备和支持，是落不了地的。这些新人才的涌现，将会提供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人口红利。

　　5、记者：您最近的研究和思考表明，这些努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施行的关键。

　　厉以宁：对正确理解和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发生了滞胀，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弄不懂这个问题，就请主流经济学家，亦即所谓的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来解释。

　　他们说，美国经济中存在着两大垄断力量。一股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控制了工资水平，形成了工资刚性，工资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工人就罢工。另外一股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控制了价格，价格只能涨不能跌，如果跌了，就不卖了，不生产了。这样一来，“滞涨”就出现了。

　　有什么对策?这些经济学家回答：有。既然工资和物价跟小孩玩“蛤蟆跳”的游戏(指一个小孩在地上趴着，另一个小孩从他背后跳过去;紧跟着，那一个跳过去的小孩趴着，刚才趴着的小孩又起来跳)一样，那就一只手摁住工资，一只手摁住物价，这不就制止“工资上涨”和“物价上涨”的“跳背游戏”了吗?

　　尼克松于是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工资供给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不能再涨;价格以某年某月某日为准，也不能再涨。结果，效果微乎其微。

　　工资能冻结吗?工资冻结了，工人不干了，缺劳动力，企业主只有偷偷给工人加班费。物价能冻结吗?哪种商品的价格冻结，哪种商品就不生产了，黑市交易、黑市买卖把相关产品价格炒得更离谱。

　　继任的总统福特、卡特都没有好办法，直到里根时代，才在供给学派的帮助下找到答案：增加供给。增加供给靠什么?创新。有了创新，就有了新的供给;有了新的供给，市场就活跃了。所以，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终于摆脱滞胀。

　　我们强调，要供给侧发力，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根据中国经济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决策，这是完全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的布署。这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经济调控以需求调控为主，着眼于解决近期问题。供给调控则属于中长期问题，因为结构调整需要一段时间。这包括：其一，产业结构调整，该升级的升级，该淘汰的淘汰;其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区域要有分工，有层次，有配合，不搞盲目竞争;其三，技术结构调整，要有新的技术、尖端技术作保障。这些都属于中长期调控。至少需要好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见效。

　　这些年内需求调控的成效不显著，原因在于病因没有弄清楚，药方不对头，没有意识到供给调控和需求调控是互动的，中长期和近期的调控应多有效结合。习近平同志先在2015年10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随后又在10月15日G20会议上强调，供给端和需求端要协同发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低碳和发展缺一不可

　　6、记者：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作为大国，和世界的联动越来越密切，一举一动都不得不进行国际考量。很显然，经济的调整也是如此。您提出了低碳经济学的概念，请问，怎样理解国际性的低碳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厉以宁：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个重要的报告，在报告里，对工业化进行了反思，认为环境污染会对人类未来造成威胁。从此以后，环境治理问题，受到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还有气象学家的重视。

　　1992年，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专家们感到，如果依照高能耗发展的模式走下去，不仅将来会遇到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等挑战，连人类的生存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明确提出要减少二氧化的排放，把控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作为国际共同的义务和责任，政府要管这件事。

　　这说明，低碳发展，已成为人类不得不选择的发展趋势。面对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三大难题，世界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具备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经济。

　　中国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趋势。而习近平同志去年先于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接着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表示，2030年左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于国际低碳发展共识，所具有的担当意识。

　　7、记者：在您刚才的回答中，低碳和发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低碳和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在低碳经济的框架中具有怎样的位置?

　　厉以宁：如何实现低碳?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造成世界经济高碳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结构不合理。但这个观点还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低碳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换言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低排放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经济低碳化互相补充但无法互相替代的两个内涵。

　　全球能源互联网利国利世

　　8、记者：您刚刚还提到，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之后不久，又代表中国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承诺，根据您的理解，这二者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厉以宁：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缓解全球面临严峻的碳减排压力的可行性办法。

　　缓解全球碳减排压力，实现低碳发展，需要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费的同时，迅速推动新的能源形式补位。在这方面，全球能源化联网大有可为。首先，能够通过远距离输电，实现能源资源最大范围的优化分配;其次，可借助时差、季节等因素，实现全球不同地区清洁能源互补，最大程度地提高清洁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最后，无论从全球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化石能源与能源消费中心都呈现逆向分配的特点，在化石能源相当长时间内还要担当能源消费主力的情况下，全球能源互联网可以通过连接能源基地和能源消费中心，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减少化石能源在原有运输、分配过程中的浪费，实现化石能源最优利用。

　　9、记者：除了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全球能源互联网还会给世界带来哪些利好?

　　厉以宁：最直接的是，与之相关的新材料、能源大数据、电动汽车等诸多新兴产业，都会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对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非洲、亚洲、南美洲的太阳能、风能等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将因此获得经济起飞的源动力。一方面，可以获得充足的电力供应，有力保障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电能输出带来的外汇收入。

　　最重要的是，还能够减少能源价格波动往往对世界经济巨大的干扰，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加廉价、平稳的动力支持。

　　10、记者：对中国而言，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厉以宁：最大的好处是，我国为世界低碳发展提供了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发展智慧宝库中，中国贡献又增加了。国际形象将随之获得大幅度提升。

　　此外，全球能源互联网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好策应。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就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减少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是最大的民心，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设施联通的重要一步，能源传输畅通是贸易畅通的前提条件，跨国电网、洲际电网、全球电网互联既不是一国的事情也不是一国能完成的事情，这为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不仅如此，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由于全球能源互联网以大量的技术创新为支撑，集聚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关联着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供应方式的转变，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切入点。

　　(《能源评论》杂志供稿 ，傅帅雄、彭慧文等人对本文亦有贡献)